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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干部率先垂范
时间:2019-07-03     阅读次数:   
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 
   
  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向来严于律己。一次,他偶然了解到,与他一起出生人死干革命的弟弟张逸秋在理财上存在错误。他回到军部立即召开会议,责成张逸秋作出深刻检讨。他还对同志们说:“张逸秋违反党的纪律,有缺点和错误,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、批评。否则发展下去,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。尤其他是我的弟弟,会造成很坏的影响。”会后,张云逸撤销张逸秋经理处长的职务并调离军部。为了这件事,张云逸对弟弟进行多次教育,使张逸秋改正了错误,成长为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,后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。 
  在对待公私取舍上,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情操。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峰在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作时,坚持给自家分最差的土地,把好的土地让给贫苦农民。红七军主力北上时,他回家乡提取放在他家里的红七军经费――黄金3斤12两、光洋17箱。堂兄考虑到他远离家乡,家里生活有困难,劝他留下一些钱养家糊口。黄治峰听后严肃地说:“你知道这是什么钱吗?这是红军的军饷,一个铜板也不能动,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,你知道部队有多困难吗?家里的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。”最后他把军饷全部提走,一个铜板都没留下。但是,他留下了一枝枪,要求堂兄和家人坚持斗争。 
  杨金梅是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的妻子。红七军北上时,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东兰工作。她很不情愿和丈夫分开,雷经天为妻子轻轻抹去脸上的泪痕,严肃地说:“我们是共产党员,党需要我们去哪里,我们就要到哪里去,这是绝对不能讨价还价的。”杨金梅的眼泪流了下来,说:“从个人的感情来说,我当然希望时刻在你身边。可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,我也是党员,你放心,只要我不死,我等你回来。”雷经天同志曾蒙受过许多冤屈,甚至被同志们误解;也曾犯过错误,受过党组织的处分。但是,从百色到江西,从江西到延安,从延安到全中国解放,他的理想、信念和追求始终不渝,体现了共产党人勇于正视错误、改正错误的坦荡襟怀和崇高品质。杨金梅在右江根据地的反“围剿”战斗中受伤被捕,英勇就义。 
  李谦是红七军中英勇善战的骁将。1931年2月初,李谦率领五十八团一营在遭家坪岭上迎击敌军。不料情报有误,敌军来的不是1个团,而是4个团。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,他沉着应战,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。在回击敌人第8次进攻的时候,他挥舞大刀,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搏斗。部队撤退的时候,一颗飞弹袭来,他的腹部鲜血喷涌而出。他对赶来搀扶的警卫员大吼一声:“别管我,快冲出去!”他一直没倒下去,坚持掩护大部队冲出重围,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,犹如硝烟中熊熊燃烧的火炬。 
  恩隆县委书记滕德甫,一家6口都被敌人杀害了,但他强忍悲痛,坚持工作。1930年,红七军北上转移后,敌人对右江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“围剿”。一天,为了掩护红军赤卫队家属转移,他率领农军在吓哈村与数倍之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激战。他知道,村子里有许多红军家属,一旦敌人进入村里,后果不堪设想。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,形势十分危急,但还有一些年老体弱的乡亲没有撤出村子。敌人又一次扑了上来,一位战士扯着他说:“书记,我们的子弹快打完了,快撤吧!”他一把摔开说:“不,只要还有一个老乡没撤出去,我就不能先撤。”这时,一颗子弹飞来,他倒下了,但他那双通红的眼睛仍死死盯住前方蜂拥而至的敌人。战士们抬着他冲出包围圈,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。同志们流着泪告慰他“乡亲们都安全转移了”,并轻轻地抚摩着他的眼帘,才合上了他的双眼。革命是快乐的事业 
 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,有一种不朽的精神,那就是共产党倡导的“快乐事业,莫如革命”。这种精神在韦拔群同志的身上,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。 
  韦拔群出生在东兰县的武篆乡,虽然生在富裕的家庭,但从小与贫苦农民的孩子生活在一起,穷人的苦难和地主的作威作福,使他恨透了黑暗的社会。16岁时,他就以“愤不平”为笔名,激扬文字,抨击时政。 
  1912年,为了让韦拔群出人头地、光宗耀祖,父亲送他进广西法政学堂。但看到学校尽是传授升官发财、荣华富贵之道,他愤而退学。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,他回乡变卖家产,开始游历中国,考察社会。 
  1921年,韦拔群回到东兰,时任广西省省长马君武委派他出任南丹、东兰两县县长。他不想做一个欺压百姓的官,要造黑暗社会的反,要铲除人间的不平等。他再次变卖家产,购买武器,组织国民自卫军,开始了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生涯。 
  韦拔群先后组织了3次农民运动,都失败了。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:我领导的革命,虽然有满腔热情,却坚持不了多久,这到底是为什么?今后的路该怎样走?革命的真经往哪里找? 
  1925年初,他费尽周折,辗转贵州、云南、越南、香港,最后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,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,接受毛泽东、彭湃、陈延年等人的教诲。在广州的日子里,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,终于找到革命的真理,心中豁然开朗。 
  1925年4月,韦拔群由广州回到东兰,在列宁岩举办了四期农民运动讲习班。农民像潮水般集聚到列宁岩,一把把斧头、镰刀闪烁着耀眼的光芒,一支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在右江大地揭竿而起。 
  1926年,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到:韦拔群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,极得农民景仰。 
  平等幸福是劳苦大众的朴素理想,但在东兰山区,瑶族同胞却连人格的平等都没有享受过。作为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,韦拔群深深知道不平等给瑶族兄弟带来的痛苦。他深入到瑶寨里,与瑶族同胞同吃南瓜野菜、同睡火塘边、同做峒场活,向他们传授革命的道理,并且在“革委会”的政治纲领中,明确规定了对瑶民的平等政策。真诚的沟通,使瑶族同胞坚信苏维埃政府就是他们的靠山,韦拔群就是他们的亲人,是他们的“拔哥”。他们说,有“拔哥”在,我们什么也,不十白。 
  1929年12月11日,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百色城头,韦拔群的队伍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,从此这支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屡立战功,让敌人闻风丧胆。 
  1930年10月,红七军根据中央指示北上,韦拔群被上级安排留守根据地,并受命组 建红二十一师。北上的红十九师大部分战士是东兰人,他们舍不得家乡,舍不得“拔哥”,私下酝酿在部队出发那天偷偷留下。韦拔群知道后,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们还讲不讲纪律?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的部队?你们还记不记得党旗下的宣誓?共产党人对组织的决定,不能讨价还价。” 
  韦拔群让北上的部队带走最好的武器,看着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,他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,然后带着74个伤病员,走入东兰的崇山峻岭之中。 
  革命处处充满艰险,随时都会流血牺牲。有一天,韦拔群和他的妻子黄秀梅化装出山侦察敌情,被敌人发现了。他们被围困在一片竹林里,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敌人。韦拔群对黄秀梅说:“准备好,打一阵就往外冲。”黄秀梅说:“不行,敌人太多,危险。”韦拔群说:“不能等死。”拔枪就要往外冲,黄秀梅一把拉住他的手说:“我有办法,你别动。”说完,她就往竹林外的一条小路上跑去,一边跑一边开枪。此刻夜幕已经降临,朦胧中敌人以为“拔哥”真的跑了,立即追了过去,密集的子弹像暴雨一般倾泻过去。韦拔群看着倒下去的爱人,听着渐远的枪声,眼泪喷涌而出。 
  为了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,“拔哥”把3个孩子分别取名叫韦革命、韦坚持、韦到底。在右江根据地的腥风血雨中,韦拔群经受住了饥饿、疾病、严寒的考验,敌人没有打倒他,困苦没有压垮他,但来自红军内部的叛徒韦昂贪图赏银,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。韦拔群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时,仍惦记着要通知政委陈洪涛带领部队转移,他断断续续地吐出这几个字:“快些……通知……部队……” 
  39岁的“拔哥”壮烈牺牲了。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来,送到南宁,挂在了北门城上。蓬乱的须发,刀刻般黑瘦的脸,没有合上的双眼,仿佛在默默地吟诵:快乐事业,莫如革命。 
  “断头今日意如何,创业艰难百战多。此去泉台招旧部,旌旗十万斩阎罗。”当年陈毅元帅梅岭被困时留下的这首诗,正好成了韦拔群献身革命的真实写照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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